第一，我们知道政治人物，或者说领导人，是每个国家的形象的直接代表。从高级官员到最高领导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地位升迁，浓缩的是整个国家体制的特点，自然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他们执政方式的改变，能够带动整个国家风气、气质的改变，更能够改变国家形象。在新媒体时代，政治领导人摆脱话语套式，个性化、口语化，生动活泼、朗朗上口的表述，建立网络接地气的特效，就能够获得最为广泛的传播，继而营造清新的形象。
比如，除了著名的庆丰包子主席套餐等经典故事之外，最近中国习近平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和印尼的大印尼行动党副主席自拍合照，获得了广泛的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关村笑问互联网青年“你带自拍杆了吗？”而且最近李克强总理和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自拍合影等等，这些具有强烈新媒体特征的传播事件，都取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效应。从国际媒体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外界对中国的领导人借此建立了大不相同的印象，产生亲和力，继而消除可能的距离感，产生亲近感，展示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注重也善于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手段，打破既往政治传播中的诸多规则，是一种解构，展示了自身执政和政治沟通中的互联网思维，也树立了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形象，完成新的建构。这也证明了在新媒体时代里面，政治领导人的一些细节，对于国家形象能够制造四两拨千斤的传播效应。
第二，媒体对国家形象的解构与建构。
我们知道媒体既是制造、传播国家形象的载体，其自身也是国家形象的主体之一。我们往往非常熟悉媒体如何通过报道传播国家形象，发挥载体和平台功能。但媒体自身的改变，同样也昭示着国家形象的进步与否。
可以看到的是，新媒体冲击下，很多国家主流媒体的风格、关注角度、表达话语等等要素发生了很多改变，面对的制约和限制大量减少，从而有更多的转圜空间，距离读者越近，所带来反差的惊喜就会更大。无论是市场化的主流媒体，或是相对严肃的官方媒体，在新媒体的空间里一定程度上都被解构，调整身段，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受众需求，反而取得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以人民日报为例，在新媒体空间的拓展，包括了35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海外版创办的侠客岛、学习小组等微信公众号，都为读者和外界展示了官方媒体在新媒体空间的不一样的形象、风格和作为，它直接展示的是媒体的变化和进步，而作为国家形象的主体之一，它预示的同样包括新的舆论空间的形成，进而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增添进步的元素。
第三，公众参与国家形象的解构与建构。
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判断没有垄断权，也没有唯一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都会对某一国家的形象产生不同的评价。呈现国家形象的主体同样也没有垄断权，除了前面所说的政治领导人和媒体之外，公众也可以参与国家形象对外的建构。
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外国传统媒体曾经是最主要、最频密的平台，而且更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在人员往来便利、自媒体兴起、网络传播迅捷的条件下，一方面，新兴的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平台扩大了职业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体通过大量报道对于某个国家的形象建构，另一方面，个体——包括普通游客、商人、学生等等以个人化、非职业化的传播，通过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手段，制造了国家形象建构的更多可能。上午校长提到要注重形象传播中的UGC的内容我表示赞同。
责编：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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